中国时钟制造工艺接下来的一个重要参考是在17世纪末。根据布歇尔（Bushell）的说法，1680年，康熙皇帝在北京的皇宫内建立了宫廷造办处，他从全国各地带来了熟练的工匠来为他们工作。宫廷造办处的制造工艺繁多，包括金属铸造、平面绘图、景泰蓝制造、玻璃加工、头盔制造、玉器加工、黄金金箔及鎏金、砚台制造、锡器制造、钟表制造，还有其他很多。这些造办处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在1795年乾隆皇帝的统治结束后，一个接一个的被关闭，残存的建筑物在1860年被烧毁。

康熙皇帝

　　北京的造钟处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帕莱奥洛格（Paleologue），曾经是驻北京法国公使馆的大使秘书，他写道，康熙皇帝承认，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工匠垄断了这个行业，耶稣会教会了他们时钟制作的工艺。

　　然而，这些本土工匠显然不是很有能力，皇帝只能接受他们技能方面的缺乏。事实证明，一个多世纪后，造钟处被忽视，传教士更受青睐。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表团送给皇帝的三座时钟在运送途中遭到损坏，需要修理。三位本土皇家钟匠向大使馆提供服务，但代表团中的机械师拒绝了他们的提议，而选择了他们认为技艺更高超的居住在北京的三位传教士，尽管时钟制造并不是他们的职业。传教士们被召集起来，迅速而有效地进行了维修。

　　康熙于1662年至1722年在位期间制定了一套说明书，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雍正写下来。在引言或序言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中国时钟制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份有趣的文件记载，在明朝末期，也就是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欧洲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制造了几个日晷，明朝统治者非常珍视这些日晷。大约在1654年，同样是这些欧洲人，送给康熙皇帝一个整点报时的小摆钟。皇帝很看重这座钟，跟它形影不离。事实上，他非常喜欢这座钟，所以他下令生产一个同款但更大尺寸的钟。有些产品复制了整个时钟的外观和整个机芯部件，然而，中国工匠显然没有充分理解计时和打点机构的运作原理，因此，这样的时钟是不成功的。

1700年法国制便携式日晷

　　在他的统治期间，康熙努力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并尝试制作跟从欧洲来的那些时钟一样的齿轮组合机构，皇宫造钟处生产的成千上百的摆钟都能够走时准确。他还修好了送给他的第一台摆钟。

　　跟随利玛窦进入中国的其他传教士团体意识到，时钟是最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他们事业的贡品之一，为此钟表都是由他们特意挑选的。

　　1773年耶稣会在北京遭到镇压后，另一群被称为“拉扎尔会”的传教士开始在天朝传播信仰，他们也发现时钟是用于谈判的首选。

　　在第一批到达的拉扎尔会会员中有一位约瑟夫（Joseph）修士，也被称为查尔斯·帕里斯神父（Padre Charles Paris），他在法国学习过车床、时钟制造和其他机械工艺。他的才能很快被发现，因为在1787年，乾隆皇帝要求他在宫殿里做钟匠和机械师。在那里，约瑟夫修士为皇帝制造了大量的时钟，一些音乐钟、风琴，以及其他物品。

万国赖朝图局部

　　19世纪，美国居民报告说，天朝的许多绅士们都习惯携带两块表。在那些表里面经常可以找到非常古老的工艺。佩戴者总是努力让两块表走时一致。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说，中国人盲目地认为，当一块表停止时，它就死亡了，他们总是急于用一块活着的表来替换掉“死亡”了的表。

　　下面可能是美国钟表业历史上最有趣的政府文件之一。大约在1849年，美国专利局（UnitedStates Patent Office）向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出请求，要求他们提供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将对美国工业有利的资料。研究对象包括农产品和生产方法，可以移植到美洲大陆的本土植物，制造业活动和其缺乏方面的调查，以及时钟制造方面的有关资料。

　　这一请求显然没有得到在华美国人应有的重视，但他们提交了一份关于bet007足球比分_足球比分|直播 &：业的报告，它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并在1851年专利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发表。这份详细的调查是由麦高文（D. J. MacGowan）博士准备的，他居住在宁波，于1851年7月4日发表。

　　麦高文博士相信，经过适当修改的美国时钟，可以成为中国市场大量进口的产品。他表示，在他写作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从欧洲进口的时钟以及少量的表，每年将近50万美元。19世纪中叶，这种贸易几乎停止，部分原因是本土时钟制造商能够与外国进口商竞争，但主要是因为鸦片贸易导致了中国的贫困状况。

　　尽管与欧洲有着大量的时钟贸易，麦高文博士认为时钟在中国并不常见。它们大部分出现在官府，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多达六台时钟连成一排。

　　这位消息人士承认，中国制造的钟时钟数量并不多，因为即使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本土钟匠也相对较少。1851年，南京有四十家时钟店，苏州有三十家，杭州有十七家，宁波只有七家。

　　每家商店雇用的钟匠平均人数是4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钟表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