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钟表，中国制造的时钟可能更少被提及。由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自己不制造时钟，而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时钟。然而，事情看起来并不是这样。虽然中国人确实进口了大部分在中国使用的时钟，但是本土工匠确实也自己生产了一些。

　　根据一个多世纪前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本土钟匠平均每年生产约1500个时钟。尽管就新英格兰时钟业而言，这个数字相对较小，但是，时钟制造在中国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行业地位。

　　从收藏家的角度来看，这个信息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时中国制造的时钟怎么样了？它们的情况如何？如今，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博物馆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样本。也许答案可以在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研究中找到。

　　仔细检查所能收集到的有限资料，首先可以发现，中国人显然没有在任何时候发明/或发展自己的任何特殊形式的钟表，事实上，他们甚至连其他国家钟表的精美复制品都没有生产过。显然，尽管这个古老文明国家有许多科学成就，对艺术有许多贡献，但是钟表的科学和艺术却没有被列入其中，这不符合中国人的气质。

　　当然钟表学被认为是足够重要的，应该得到皇帝的资助，然而，即使得到皇帝的认可和鼓励，也没有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结果。

　　中华文明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反映了一种永恒的气息，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时间都缺乏关注的状态。不同时期在中国的游客报道说，当地人觉得没有必要知道确切的时间，只要大概就行，而且这种感觉至今还在继续，综合来看，这个国家没有出色的钟匠也就不足为奇了。

　　也许，中国时间哲学最好的例子就是广州著名的水钟。据说这座钟已经连续运转了450年，爱德华·S·莫尔斯教授（Professor Edward S. Morse）的著作对它进行了详细描述。

　　广州的水钟由四个红铜制容器组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排列在台阶上。在这个装置的一边有一小段台阶，侍者可以在最上面的水桶里装满水，24小时内进行两次。水从最上面的水桶的水龙头处慢慢滴到下一个水桶里，然后再依次流到最下面的那个水桶里。最后一个水桶带有一个浮标，浮标上附有一条直立的木条，木条上画有1、2、3等字样。木条穿过桶盖上的一条横木。随着浮标上升，数字一个接一个从横木上显示出来，从而显示出一天的时间。侍者挂出一块大木牌，上面画着对应的数字，这样过路人不用停下来就能看到时间。这些木牌每个小时都会被更换一次。能知道大约一小时内的时间，对广东人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过去研究过这一课题的少数人认为，中国人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就开始制造时钟。19世纪上半叶，人们试图从各个城市中那些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那里学习一些时钟历史，但都没有成功。没人知道第一批中国时钟是何时何地制造的。也无法确定中国人是否是受惠于耶稣会传教士所拥有的在这个行业中的一点点技能，又是否是他们的模仿能力让他们能够第一次从事时钟生产。前者似乎是最有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耶稣会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19世纪，他们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当中，包括了一些机械师和钟表匠。一名传教士，在《文学教育与学问》（LES LETTRES EDIFICANTE ET CURIOUSE）中抱怨写道，他的时间都被忙于修理满清官员们的表，以至于他一直没有时间学习中文！

　　我们已经确定，中国的第一台机械时钟是于17世纪早期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引进的。第一位到达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神父，他在中国创建了最初的天主教会。

　　利玛窦于1595年开始了他去北京的第一次旅行。在遭遇了相当多的障碍之后，他终于成功地以葡萄牙大使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万历皇帝面前。因为按照传统，外国人被禁止进入皇宫，所以利玛窦带来的礼物是由宫廷人员送给万历皇帝的。在引起皇帝兴趣的物品中，有一个大型时钟和一个带打点的表，以及其他几个钟表。在中国，这种性质的仪器以前从未见过，它们在宫廷里引起了极大关注。传教士们被安置在宫殿的隔壁，以便安装这些计时器，并指导宫廷的太监如何操作和保护这些计时器。

　　在皇宫花园里建造了一座高塔，用来安放大型时钟。过了一段时间，当考虑这些传教士何去何从的时候，宦官们反对他们离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让时钟保持正常运转，也没有能力在有需要的时候修理它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万历才允许传教士们在京城建立教会，并给他们提供津贴。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在北京城建立了一座教堂。

　　一位研究古董的中国作家写道：“西方神父利玛窦制作了一台时钟，它整整一年走时和打点都没有出错。”

　　尽管有些作家声称利玛窦是一个能干的钟匠，但是看起来他们提到的那只钟只是利玛窦随身带来的一只，而不是利玛窦自己制作的。